本报记者卢整理
5月20日，“开启江南——草谢山遗址及环太湖史前文明展”在吴中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了200多件出土文物，梳理了苏州草谢山遗址及环太湖地区的发展历程，回望了太湖流域的史前文明。
长江三角洲的古代文明曾经辉煌过，吴中博物馆展出的草薙山遗址对苏州考古和江苏考古都具有重要意义。当日下午，“长三角古文明论坛”在苏州程序大厦开幕。嘉宾们以草薙山及环太湖史前文明展览现场为契机展开讨论。
草薙山遗址
草薙山遗址
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南部，以太湖为中心，北至长江，南至杭州湾和钱塘江，包括今天的上海、江苏省东南部和浙江省北部。这个地区地势低洼，水网密布，孕育了环太湖流域的史前文明。在相对独立和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我们的祖先开始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吴中博物馆“开江南——草薙山遗址暨环太湖史前文明展”展览现场
其中，位于苏州市魏亭镇东北部的草斜山遗址，是环太湖流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文化层几乎跨越了太湖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先秦历史的所有年代学，被誉为“江南史前文化统治者”。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遗迹表明，草薙山遗址是史前太湖流域的重要文化中心。
在“长江三角洲古文明论坛”现场，嘉宾们以草谢山展览现场和环太湖史前文明为契机展开讨论。本文特此整理部分论坛内容并予以发布。
“长三角古文明论坛”会址
曹珊遗址的考古意义
论坛上，苏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陈瑞金从草谢山文化的文化内涵、文化特征、价值和意义等方面，以“草谢山遗址考古意义上的文化识别”为题，阐述了草谢山遗址考古意义上的文化识别。
陈瑞金
陈瑞金说:“整个草薙山文化遗址厚近11米。除耕地土层外，自上而下分为10个文化层，从晚至早可分为7种文化:之一种，以之一层下的6座春秋墓葬为代表，埋藏着几何形的印陶和原始瓷器；第二时期，二楼下发现的梁祝文化晚期墓葬M198，是草谢山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墓中葬有玉墙、玉琮、玉镞等一批玉礼器。第三阶段，以三楼以下的4座早期良渚文化墓葬为代表，出土实物具有明显的崧泽文化特征，五楼以下共有崧泽时期墓葬89座，参考了多次发掘的成果。⑥六层以下有崧泽、马家浜，崧泽、马家浜早期有6处；⑧层以下有马家浜文化墓葬106座。⑨地板下发现马家浜文化遗存和灰坑，出土了一些草鞋山早期遗存。”
吴中博物馆新石器时代胡成遗址出土的鹿角。
关于草薙山遗址的文化特征，陈瑞金从遗址中具体的特征类型入手。他说，遗址内的特色类型与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在陶器、玉器、墓葬等方面有所不同，而是呈现在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层、良渚文化层、吴越文化等文化层。同时，他认为在草薙山遗址发现的特征类型应该不止一种。
在谈到草薙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时，他说，在以文字、青铜器和造型系统为标志的中国文明史之前，中国文化是通过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拼接而成的。草谢山遗址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充分展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草薙山文化是中国人类种植水稻最直接的证据。与其他文化相比，草薙山文化证明了这个地方适合人类居住，而不是继续生活在一个地区并在同一个地区被发现，或者在同一个阶层被持续表达。从河姆渡到现在，因为是发展更好的地区，除了自然环境较好、地质灾害较少之外，人工种植水稻是人们可持续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草薙山遗址反映了史前人类的审美情趣。现场出土的各类文物，如陶、玉、石、骨等材料，都是就地取材，造型多样，纹饰优美，展现了当时人们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极大的创造力。特别是以崧泽文化时期的遗物为代表，在日常生活用品中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是早期人类艺术史上的重要阶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草谢山遗址是江南先进文化结晶的代表，也是环太湖乃至长江下游文明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是中国七千年“牢不可破的文明”最直接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持久魅力，具有象征地位和民族意义。”
底部有腰檐的陶壶，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草鞋山遗址出土，苏州考古研究所收藏。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刘斌作题为《草谢山遗址在考古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的报告。首先，他梳理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书写的建立。他以良渚文化为线索，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之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2006年；第三阶段是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
之后，刘斌从“完善长江下游文化谱系的线索”出发。他说，随着广富林遗址的发现和认识，才意识到它是在良渚之后。2005年湖州前山阳遗址发掘，2006年上海会议提出良渚之后的“广富林文化”和“前山阳文化”两个阶段，从而有了完整的长江下游龙山时代谱系。对崧泽文化的认识是从1961年至1974年上海崧泽遗址的发掘开始的，一直到1984年崧泽文化命名时已经很晚了。然而，宋泽文化在这一千年中的发展并不特别清楚。1996年嘉兴南河浜遗址的发掘，从宋泽早期到马家浜晚期再到良渚时期，都有着悠久的宋泽文化历史，展现了宋泽文化的演变规律，对认识宋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去年的余姚井头山遗址和之前的江苏泗洪顺山基文化，都是8000多年的文化。因此，江苏、浙江和上海的考古学家花了80多年的时间来构建对长江下游和中国东南部文化的研究。
苏州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曹谢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陶器“盘”
最后，刘斌谈到了草薙山文化。他说:“1992年，在草薙山遗址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的稻田，这是首次揭示这一地区长江下游的稻田。从草薙山遗址发现稻田后，浙江发现茅山良渚大面积稻田，其次是田螺山河姆渡稻田，再到石岙遗址发现良渚、松泽、河姆渡数百平方米稻田。因此，草薙山遗址对长江下游文化具有很好的学术意义，值得今后好好总结，继续探索草薙山遗址的格局以及如何展示和揭示。
此外，苏州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明在《2019-2021曹谢山考古调查》工作报告中，对曹谢山早期遗址分布、曹谢山遗址综合考古调查与勘探(2019年)和2021年考古活跃发掘情况进行了描述。
从良渚、崧泽文化看环太湖史前文明进程。
论坛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伟以“长江下游文明进程研究轨迹回顾”为题，回顾了良渚文化研究。他说:“今年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世纪，研究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明的起源和进程是不可或缺的。”
王巍
“良渚文化发现和研究的85年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百年考古的缩影。首先，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从文化面貌、考古文化研究和考古文物研究、前身到后续。在此基础上，我们进入对良渚社会的研究，即透过事物看人，看社会。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从考古文化研究向社会考古研究的重要转变。其次，从初始阶段开始，我们就关注社会文化，并发展成对文明产生和发展、弱化和转化的认识过程。从寻找一个点到把这个点作为一个研究过程，这是新时代学术进步的标志。那么，从理解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到导致这个过程的研究，以及外部和内部的原因，让我们来探究这些原因，因为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外，各种自然技术的应用使我们有可能探索这一原因，包括农业发展状况、环境变化对发展的影响甚至文明的衰落。最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来探讨良渚中心文化的研究及其与周边中心遗址的关系，即研究当时社会的广度以及长江下游等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陶尖底瓶，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东山村遗址出土，张家港博物馆藏。
陶背壶，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东山村遗址出土，收藏于张家港博物馆。
“我们意识到良渚文化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比如良渚晚期，良渚遗址及周边的武进寺墩，包括草谢山、草谢山，都是良渚晚期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大型聚落。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即首都的中心和下一级，首都和省会的关系，还是统治中心的转移？还是同一个大集团。不同力量之间的不同竞争是有起有落的。这些可能性需要排除。希望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联合研究。”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研究馆员宋健以“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代国家”为题，讲述了良渚作为复合型古代国家的性质、良渚的社会力量以及良渚文明体系的运行情况。
宋健
宋健从良渚玉上的图形，从内涵和外延，以及对形状的理解，讲述良渚神的形象。“在这些地区，有一种共同的神只崇拜。良渚的神权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图形，二是玉琮。同时，良渚文化中有大量的玉，所以不仅要靠玉，还要靠一系列的玉。良渚的社会运行和等级关系都是以玉为基础的。”
关于“神权主导的复合王国”的含义，他说，“复合王国的概念不是指王权和神权的复合，而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它不是简单的单一中心，等级更高，其次是次中心和次中心，从早到晚就是这样，而是单一中心的国家政治制度。另一种是多中心，并列，就像玛雅形状。第三，这个地方得到神权之后，出现了很多独立的国家，他们有一个非常集中的高层中心。良渚前期可能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中心，但后期发生了变化，这可能是古代很多国家并列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福泉山、草谢山、庙墩可能都符合古代标准。相反，良渚对这些古国的控制力远不如前朝，所以我从这个概念理解，我们现在称良渚为早期国家，但我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古国，是一个复杂而复杂的古国。”
玉鱼摆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赵灵山遗址出土，昆山文物管理所收藏。
玉叉，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新地里遗址出土，收藏于桐乡博物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方向明介绍了近年来浙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认识，包括商山文化的考古意义、余姚井头山遗址、马家浜-松泽-良渚、太湖史前基本发育序列、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和濠川文化等。
无锡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描述了太湖周边的史前文明——“宜兴下湾”。他介绍，2016年至2017年，无锡考古研究所与南京博物院合作进行二次发掘。
李说:“下湾遗址的原始地貌分为三个位置。夏湾遗址早期的器物主要有鼎、桶、杯、壶、罐等。出土器物以假腹杯、三角杯数量最多，有4个簪杯。出土了大量的陶杯，但出土的陶鼎很少。陶豆形状多样，出土了大量陶罐，有些带有纹饰。此外，陶罐大小不一，还有陶罐、石铲、石铲等。”
“对于早期墓葬的发现，我们基本上从上面的条目判断是从崧泽到良渚早期。首先，它为完善太湖流域宋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分期和年代顺序提供了重要信息。同时，继东山村遗址的发现之后，墓葬中大型玉片的发现，为我们重新审视环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的社会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外，以往发现的崧泽文化遗址、墓葬和民居大多位于同一区域，但这次我们发现了两处相对独立的民居和一组墓葬，墓葬分布在山地丘陵上。这种图书聚落布局和葬俗，是长江下游后期对崧泽文化的首次发现，开启了“择山葬”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最后，下湾遗址松泽-良渚墓的发现为探索江南上墩墓的起源提供了线索。新石器时代以来，土墩葬的习俗观念在江南地区就已扎根并得以延续。江南地区修建人工土墩作为墓地的想法，不仅来自良渚文化，也来自崧泽文化。”
象牙梳，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绰墩遗址出土，昆山文物管理所。
常州考古研究所的彭辉谈到了宋泽文化起源的新理论和太湖西部骆驼墩文化的消亡。
关于崧泽文化，彭辉说，崧泽文化曾被认为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是对马家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然而，随着近十年来太湖流域作为旧址的新发现，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崧泽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
“通过对马家浜和松泽初年主要陶器类型的变化和比较，可以看出，陶器中的松泽文化继承了马家浜文化的许多特点。但是玉器工具的新造型很多，包括马家浜文化中没有出现的，都是新的类型，包括石锤、石凿、玉镯，或者说马家浜文化中流行的骨器，在崧泽文化中是看不到的。同时，宋泽文化形成的外部因素也可以看出，黄虎嘴文化和薛家岗文化对宋泽文化的早期形成影响显著，凌家滩文化也有影响。”
嘉兴马家浜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兽陶耳朵，收藏于嘉兴博物馆。
“在崧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原有的马家浜文化传统外，明显受到了来自上游万江流域和宁镇地区文化的影响。玉器产业的大力投入弥补了崧泽文化资源部的不足，多样化的陶器种类丰富了崧泽文化本身的内涵，也提升了崧泽文化的创作活力和文化动能。
对于骆驼墩文化的消亡，彭辉说:“在太湖西部骆驼墩遗址的晚期墓葬中，常见的是尸骨相连，地面较浅，埋藏仓促。史前人类集中死亡的可能性包括自然灾害、饥荒、瘟疫和对外战争。陈先生在《鼠疫考古思想》中提出的观点，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他总结说:“崧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是由环境、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和流行病齐头并进的历史。就像现在的疫情一样，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也有可能在这一刻改变历史的进程和趋势。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展现自己的坚韧和耐心，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找到出路。为此，6000年前的古人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编辑:顾
校对:蒙銮
